擁抱陽光的部落格

 傷寒這個疾病的死亡率超過百分之十，就算是現今，每年在開發中國家中，仍有一千兩百五十萬個病例在發生。

  在一九○九年六月二十日的一個禮拜天，《紐約美國人報》刊出了一則令人動容的新聞，揭露了「傷寒瑪莉」的身分。

它的標題寫著:瑪莉．馬隆的非凡故事-她被囚禁於紐約市的隔離醫院中，不是因為她得了傳染病，而是因為她身上帶有傷寒的病菌。

  「傷寒瑪莉」(Typhoid Mary)是愛爾蘭人，一八六九年九月出生於愛爾蘭，一八八三年移民美國。

  在她第一次成為新聞人物的時候，是受雇於有錢人家的廚娘。一九○六年夏，紐約市的銀行家華倫(Charles Henry Warren)帶家人到長島避暑，租了一棟別墅，雇用了瑪莉。

  在八月二十七日，華倫的一位女兒感染了傷寒，不久後，華倫夫人與兩位女佣也感染了，接著是園丁、另一位華倫的女兒。屋裡十一人，共有六人感染傷寒。

  由於傷寒病媒是一種沙門桿菌，通常透過飲水或食物傳染人類，別墅主人擔心這個消息傳出後，房子就不容易再租出去了。於是他們就雇人調查。第一次受雇的調查員並沒有查出任何頭緒，於是他們雇用了梭佩(George Soper)，他是公共工程專家，也有處理傷寒疫情的經驗。

  梭佩查出，從一九○○年到一九○七年，七個雇用過瑪莉的家庭都出現了傷寒病患，共有二十二人患病，其中一個女孩死亡。因此他懷疑瑪莉可能是傳染原。但是他必須採取到瑪莉的糞便與血液樣本，才能證實他的推論。

  一九○七年三月，梭佩找到了瑪莉，說明來意。他自認為態度極為客氣，因為他等於在當面指控瑪莉散播病媒。瑪莉的反應很快，她抓起一根叉子，朝梭佩走去……。

  梭佩只好腳底抹油，逃出瑪莉雇主的家門，還暗自慶幸。但是梭佩並沒有放棄，他跟蹤瑪莉回家，再帶了一位醫生助手上門，做同樣的要求，還是給瑪莉轟走了。

  梭佩只好將他的調查報告移交紐約市衛生局。傷寒在紐約市，的確是個公衛問題，光是這一年，官方的病例數就超過四千人，直到一九一○年前後，每年病例數仍接近三千五百人。

  梭佩的流行病學調查說服了衛生局官員，他們派出貝克醫師勸說瑪莉，採取檢體。這時瑪莉已經對衛生官員極為懷疑，拒絕合作。於是貝克找了五名警察一起再度拜訪瑪莉。瑪莉已有戒心，她一看清楚來人，就抓起一柄長叉子當劍使，衝向領頭的貝克。貝克猛地朝後躲閃，身子撞倒了後面的警察，倏忽之間，瑪莉就消失了蹤影。

  警察事後搜索屋子，只有瑪莉留下的腳印顯示她翻牆逃走了。貝克等人花了五個小時才找到她的藏身之處。

  瑪莉最後被帶到紐約市一家醫院，採取檢體，實驗室在她的糞便裡找到了傷寒桿菌。

  於是衛生局就將瑪莉移送到一家隔離醫院去——位於東河裡的北哥島(North Brother Island)上。衛生官員的動機至今仍不十分清楚。對於傷寒之類的傳染病，當時他們已有足夠知識，知道應該採取斷然措施，可是還沒有明確的防疫政策。例如瑪莉該隔離多久？她日後的生活問題該如何解決？瑪莉關到隔離醫院十六個月之後，紐約市防疫實驗室主管派克醫師仍在掙扎：市政府有權剝奪她的自由嗎？說不定要她在裡面待一輩子？不然，就得將她釋放，而我們已經知道她至少感染了二十八人......。

  瑪莉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，失去了自由，迫使二十世紀初的衛生面對防疫政策的基本問題：單位有沒有資源與權力隔離每一個傳染病帶原者？何況瑪莉還是美國「健康帶原者」的首例。

  瑪莉不服衛生局的處置，是可以想見的，她自認為從未感染傷寒，身體一直很好，卻得像痲瘋病患一樣給放逐到小島上，被迫過著獨居生活，只有一條狗為伴。

  瑪莉在隔離期間，衛生局一星期檢驗她的糞便一次。根據官方紀錄，一百六十三份檢體裡，一百二十份發現了傷寒桿菌。可是，沒有人向她解釋：感染了傷寒之後，每個人的症狀都可能不同；有的人也許只覺得發燒，像得了感冒似的。

  在《紐約美國人報》披露瑪莉的真實身分之前，衛生官員一直小心地不讓她的姓名曝光，畢竟是使用似乎執法過當的手段。梭佩與派克都在學術會議中報告過她的案例，但是從未透露她的身分。

  這篇報導刊出時，瑪莉已隔離了兩年三個月，她立即採取了法律行動，委任律師向紐約州最高法院請求人身保護令。根據這條法律，任何人遭到公家機關扣留後，都可以向法院提出請求保障自身權利的主張。法院受理後，會立即開庭，拘留單位必需將告訴人提交法庭，由法庭判定告訴人是否遭到合法處置。

  瑪莉這麼做，顯然蓄意已久。一九○八年夏，也就是她已隔離了一年三個月，就開始將糞尿定期送給私人實驗室檢驗。一九○八年四月，瑪莉又連續送出七份檢體。她得到的檢驗結果是青一色——陰性。

  有意思的是，《紐約美國人報》的報導並不煽情，記者並沒有質疑市政府隔離瑪莉的權力，他還引述了派克的話：「很明顯，她會囚在北哥島上很長一段時間，說不定得在那裡終老。」這篇報導使許多人同情瑪莉，根據跑這條新聞的記者，瑪莉聘請律師的花費，是「一些有錢的紐約市民」捐助的。

  但是紐約州最高法院卻讓瑪莉失望了。因為這時美國的主流法律見解，仍然停留在強調「公眾利益」的層次。一九○一年，麻州出現天花疫情，劍橋市衛生單位根據麻州議會的授權，通令居民施打天花疫苗，劍橋居民雅可布森認為這個命令侵犯了人權，於是控告麻州政府，案子上訴到美國聯邦大法院。

  一九○五年，大法官認為，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由，並非毫無限制。若為公眾利益著想，得限制個人自由人權，於是裁決雅可布森敗訴。但是，大法官並不認為政府有權強迫國民接受疫苗。要是有人拒絕施打疫苗，政府最多只能強迫他與公眾隔離。

  儘管如此，「雅可布森」一案注定了瑪莉的命運，她必需繼續過著與大眾隔離的日子，並以「傷寒瑪莉」留名青史。

  一九一○年二月，紐約市的衛生主管換了人。新官上任，似乎特別寬大，與瑪莉約法三章，就釋放了她，要她換工作，不在擔任廚師，並保證遵守衛生守則，以免與她接觸過的人感染傷寒。

  瑪莉出了隔離醫院之後，卻改名換姓，失蹤了。一九一五年，一家醫院爆發了二十五名傷寒病例，衛生人員發現瑪莉改名布朗太太，在醫院擔任廚娘 (￣□￣||) 。於是瑪莉又給送到小島上隔離，在島上待了二十三年。好在她可以在醫院的實驗室工作，不算完全與人世隔離。瑪莉在一九三二年中風，左半身癱瘓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過世。

  一九九六年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史系教授茱迪絲．李維(Judith Walzer Leavitt)將瑪莉的故事寫成一本書，她的結論特別值得我們注意：

  瑪莉．馬隆是個公衛俘虜，她以及其他類似的案例，證明我們需要的政策是，一旦維護公共健康的需求與個人權利發生衝突，能保證那些人的生活受到最小的限制。

  任何預防傳染病的措施，只要剝奪個人的權利，或讓他們蒙受污名，就是不公、不民主的，因此，也不會成功。保障個人權利與保護公眾健康，在實踐上，一定會發生衝突，不只過去，未來也一樣。但是，我們可以共同努力，使公衛準則不僅認知個別受害者的境遇與觀點，還予以尊重。

  要是公衛官員能使牽連到的個人相信，他們不會受到經濟損失，他們會受到公平待遇，他們就更有可能合作。以平等為原則的政策，以及歷史知識，應該會使公衛俘虜的數量，降到最低。